很多人还让他推荐教材书，他直言一本也没有，“你先画起来再说，坚持一根铅笔一张纸，两年之后你再看自己的方向”。

　　从学画到现在，“我用最普通的笔、最普通的本，也就花了2000块钱不到”。

　　的确，他用签字笔作画时一笔不改的功夫，令人惊叹。“我这个人想学任何东西，会给自己挖坑，把后路断掉。前五年画铅笔画时，压根儿把橡皮扔了不用。”他觉得这样一来，进步无非是快和慢的问题，“不可能后退”。丢掉橡皮，“每一个线条下去都得考虑轻重，考虑方向，考虑长短”，这样训练了五年，再扔掉铅笔换到钢笔，“每一个线条都会一边考虑一边画”。

　　动笔之前，他喜欢扭来扭去地观察“模特”，把每一个细节都看清楚，“这时候脑子里已经想象出完工了以后的模样”。动笔时奔着想好的方向，把素材在脑子里重新编辑好再下笔，“有些叶子我不想选取，就给它摘掉。这朵花儿好看，就把它搬过来。”

　　即便是900度近视，加上白内障的病患，也阻挡不住他写生的热情。他的画本随身携带，碰到什么好看的写生对象，临时就能画。到北海、颐和园等皇家园林，“背着我这一套行头先绕湖走一圈，这个过程中记住有什么写生的好目标，然后再回过头去画。”在公园里写生，他身边常会围一大圈人。常年在户外写生，他自言是个怕热不怕冷的“老头儿”，最考验他的是酷暑闷热。然而即便是严冬，他也不惧外出，他还把锻炼身体和写生结合起来，颇自豪地说：“我五年前上西藏冰川就这一身衣服，下身加条秋裤，上身衬衫毛背心加冲锋衣。”

　　写生最怕赶上糟糕的天气。他印象很深，有一次去塞外坝上写生金莲花，“那里可以近距离观察细节”。刚画完花朵的“双钩”线条，还没来得及渲染，突然电闪雷鸣，下起很大的雨。“钢笔画最怕湿水，墨迹会洇开，那样画稿就毁了”。他赶紧揣好画本，下坡往停车处跑。短短不到百米，衣服全都湿透了。恰好花友那次拍了照，给他留下纪念。因为植物绘画，他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，让他特别欣慰。后来的作品《金莲花》，“七成是凭着记忆，补着渲染了花色深浅、光影明暗完成的”。

　　仅仅见了三次面，曾孝濂把他带到了国际画展

　　吴秦昌觉得最幸运的，是跟曾孝濂老师仅仅见了三面，就被他带到了国际画展。

　　2008年2月28日，邮电部发行了一套中国鸟的邮票，“一套六枚，是曾老师画的。首发式在中科院的动物所，我在现场特别激动。”吴秦昌说。

　　再次见面是七年之后，2015年5月7日，中科院的地理所举办曾老师的植物绘画讲座。因为900度近视，吴秦昌赶早去坐第一排。由于老去《中国国家地理》杂志社听讲座，他和那里的工作人员相熟了，“一看表离开始还有20多分钟，我实现了跟曾老师交流的愿望。当时曾老师把我的画本打开看了两三张以后问了句‘你干什么的’，我说我造了一辈子飞机，退休后刚刚开始学植物画，这是最近的一些画。我注意到他在看画的过程中，对郁金香那张画非常感兴趣，看的时间比较长。时间紧张，最后我逮住机会请曾老师签名，‘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曾孝濂敬题’，我理解的意思就是说你已经入门了，但是还要努力。”

　　见面大约也就十来分钟，吴秦昌赶紧回到座位去听讲座。出乎他意料的是，“讲到一半，曾老师指着我说，你们看看坐在前排的这位老先生，他造了一辈子飞机，现在老了，退休了开始学植物画，用制造飞机的精神来画植物画，这个精神了不得！”话音落地，会场上200多人使劲儿鼓掌，让吴秦昌感受到莫大鼓舞。

　　回家后他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训练计划，两年的时间转瞬即逝，2017年的2月12日，幸运之神再度降临。那天吴秦昌去参加青年植物画家李聪颖在首都图书馆的讲座，“早早去，照例坐在第一排”。讲座还未开始，他无意回了一下头，“一眼瞅见最后一排坐着曾老师！”再次巧遇曾老师，太不容易了，“我马上跑到后面，把当时正在画的那个本拿给他，请他看看我的画。”